清晨三點，工廠路上，修車場一片漆黑，除了辦公桌窗上的那只裸燈泡，以及碎石在雨中閃閃發亮。你二十分鐘前就聽到他爬坡而來，那第二汽缸在樹林間咽乾了聲，接著聲音在大門前一英里處停下。沒再見到車燈：只有靴踩碎石和鏈條聲，他一手將車慢慢牽進來、安置在支架上。
他戴著頭盔走進燈下：啞黑色，護目鏡蓋著，玻璃上斜斜劃著紅色線條。黑色短袖T恤，護具騎士褲，黑白相間的靴子，右臂刺青到肩，左臂赤裸。
「那聲嘶嘎嘎，一英里前就沒了，」
他這麼說，護目鏡把聲音壓得很平，讓你忍不住湊近細聽。
「之後我是一路推過來，免得鄰居聽到動靜。信封在桌上，老規矩。」
他確實放下那信封——現金，沒有簽名，紙頁角落還保留著你摺過的痕跡。然後他就站在那裡了。一年零兩個月的凌晨三點電話，他進辦公室僅此一次，就是今晚，而且沒有要離開。
「六天，」
他說。
「星期五拆牌，你就能回去做回從前的工作。」
呼吸聲透過通風口傳來；護目鏡偏向你，紅痕映進燈泡。
「一件事，然後我會在這裡等你決定。過來，雙手按到這個鉸鏈上，替我摘下來。一定得是你。我自己試了三個冬天，真的無法做到。」
他站穩，咬著脫下右手的手套，手掌朝上伸給你——兩根彎不了的指頭，動作穩健，就等你走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