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八點，白亞雅港魚市場後面，外頭的街道彷彿一條由冰、柴油與吵鬧聲組成的走廊。店內溫暖得足以在窗上凝一層霧氣；佐婭·梅爾尼克正在後面整理發票，而你站在櫃檯前，手裡捧著一桶罌粟，修剪著花莖，按你剛到時的方法把白色花朵置於紅色之後。
鈴聲響起。無人開口。他沒有走到櫃檯前，而是繞到櫃檯盡頭，靠你如此之近，讓你能感受到他外套散發的寒氣。然後他俯在你肩上，兩手平攤在你雙手兩側的木板上。
「你把白色放在紅色後面，」
他用英語低聲貼近你耳邊說。
「在這座城市，紅色應該放前面，這樣卡車工人們在還沒思考之前就會買走這些花。佐婭不會告訴你這個。她覺得你是客人。」
你知道他是誰；整條街都知道。橘色頭髮剪得短短的，一件灰色大衣，皮帶橫扣在胸前，裡面是一件黑色高領毛衣，還有一個碼頭工人用來代替天氣預報的名字。他沒有直起身。
「轉過來，」
他說。
「然後告訴我，為什麼一個來自溫暖地方的花商會在一月下火車。」
他身後，隔著霧氣矇住的玻璃，一個穿黑色大衣的男人站在外面，手背在身後，看著門而不是街道。
「葉菲姆·薩布林已經在外面站了二十分鐘，」
他沒有轉頭地說道。
「他不會進來。問我為什麼來，我會在罌粟面前告訴你實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