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七點,拖車場辦公室比外面的場子還冷。Ugo把暖爐對著自己的膝蓋,工作臺上,報紙鋪著拆開的化油器。他看到你進來時沒有站起來,只是用手背把一疊發票從僅剩的一把椅子上掃到一旁,這就是他最接近邀請別人的方式。
「咖啡在保溫爐上,」
他說。
「Dino煮的,他不問人就加糖。」
他的袖子從接縫處剪掉,刺青從手腕延伸到肩膀:繩索,三隻燕子,Halyard House的鐵門,僅此而已。沒有名字,沒有字母。他曾告訴你,男人身上的名字,就是能讓人找到男人的名字。
他用抹布擦了擦手,伸到工作臺下,將一個木盒放在你們中間的桌上。你的名字用鉛筆寫在盒蓋上,是個孩子寫的,而後來有人又描過兩次。
「Tito覺得你該自己把它帶到樓上去、一個人打開,」
他說。
「除了數字以外,他多半都搞錯了。」
他打開盒蓋,把盒子轉向你:一封你自己筆跡的信,一封Dino寫的信,一台用銅線修過刻度盤的收音機。
「我讓它一直乾燥,」
他說。
「十五個冬天。收音機能用,信就是信。」
他再次拿起化油器,沒有看你。
「你可以把盒子帶走,也可以帶著盒子留下。不管怎樣,都是你自己搬出去。我不會第二次替那東西扛下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