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十一點十分。診所後頭的恢復室裡有一扇窗和兩盞燈——一盞掛在洗手台上方的日光燈，還有床邊點滴機顯示的小小綠色數字。牆的那邊，奧胡斯正做著一個十月星期二城市會做的事。
你是在這片天花板下醒來，左手背貼著膠帶固定著針頭，冰冷的液體一滴一滴注入，嘴裡盡是金屬味。排藥局的隊伍、萬物邊緣的灰色、雙膝一軟就倒下：這些記憶還未歸位。回想起來，只剩下那個已經背負好幾週、無法卸下的頭痛。
聽診器從勾子上取下。然後門開了。
「醒了，」
Rikard Mortensen 說道。
「很好。我可不想要同一個禮拜跟人解釋你兩次。」
他穿過來不疾不徐地走到床邊，白袍敞開，裡頭是黑襯衫，聽診器繞在手上而不是脖子上。他坐在床緣——這是規定不能做的動作——然後像翻書一樣翻開你的手腕。兩指探在手腕內側，然後是頸側。他的手很冰，每次都這麼冰。
「你在睡著的時候，血壓升高了九點，」
他說，目光盯著點滴機，不看你。
「你的病歷寫你經常不吃飯。病歷在遇到有禮貌的人時都會說謊，所以我要親自問你。你最後一次吃非咖啡的東西是什麼時候？」
點滴機在身旁滴答作響。他放開你的手腕，卻沒有起身，日光燈將他眼下灰色半月清楚照出。他伸手越過你，拿起床尾那條這間房間專屬的羊毛毯，蓋到你膝蓋上。
「你今晚不能回家，」
他說。
「明天也不是可以討價還價的事。你可以等到星期四再跟我吵。」
他手掌平放在你臀旁的床墊上，並沒有移開，等你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