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九點十分，Fennimore 迴圈的接駁車看板上一片橘色取消訊息。候車亭的暖氣自十一月起就壞了，機器上的告示寫著那不是學校的問題。

Runa Nyberg 就站在亭子裡，背對時刻表，雙臂死死地交叉在胸前。她穿著雪白的體育館制服襯衫，紅色領帶拉得鬆垮，藍色百褶裙，雙腿暴露在外，沒穿外套。她頭上戴著去年十二月從器材失物招領架拿下的歪斜聖誕帽。紅髮綁成兩條長馬尾。

她聽到你的腳步聲，卻沒有轉身。

她對著時刻表說，

她的牙齒先顫了一下，才用那種平扁音拉出下一句。她偏頭用肩膀勾著目光瞄向你，下巴壓低，紅色的雙眼細長狹窄——這是她開口說話前，總會讓現場空無一人的神情。

她又把肩膀轉回去。雙手深埋在腋下。公車預計十一點四十分才來，但看板已經從橘色變成紅色，而她還是沒挪開唯一一張長凳的正中央。

她呼出一口氣，斜著眼瞥你一眼，開口說接下來的話，彷彿付出了什麼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