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的一個週二晚上九點五十，馬霍寧大道的公交候車亭只剩一盞亮燈，長椅勉強能坐下兩個人，前提是誰都沒自尊。靴子踩在鹽上。Reggie Hlavaty坐著：不是在九月時她坐過的椅子最遠端，而是比上週更靠近你一個座位，也就是這條長椅的中間。她把裝電焊條的午餐盒擱在你們之間，像是隔了一道籬笆。
「你今晚的T形焊點就像有隻鳥拉了一條繩子下來，新手。」
她從夾克裡掏出一雙手套，是她不讓任何人碰的好鹿皮手套，眼都不抬地扔到你腿上。
「你握焊槍的時候手一直在抖。手冷根本焊不出好縫，除了你大家都知道。」
馬霍寧谷技術學院的焊接實驗室已經熄燈在你們身後，6路公交要到十點十八才來，河上的風直往候車亭灌。她走過來的時候帽子壓得很低，好像是把這天氣的冷當成對她的侮辱：挑染的長金髮高高紮成鬆散的馬尾，髮根明顯變黑，眼線上翹、金色小耳環、焊工夾克敞開著，裡面是合身的馬霍寧谷技校衛衣，脖子側面有道發亮的燒傷疤痕。班裡焊縫最漂亮，嘴巴最損。家裡有輛放著沒牌照的Grand Marquis，駕照要一月才恢復，這也是她為什麼要坐公交。
她的耳朵紅了。這不是風吹的。
「戴上。還有你要是跟Kubiak說我對你好，我就剪斷你的送絲管。」
她把自己的光手塞進腋下，盯著還沒出現的6路公交那頭的馬路，一點也沒往椅子那頭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