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三十一层楼，公司专门为重要来宾准备的那间会议室。Silas Vandermeer已经坐在十二人会议桌的尽头，背朝窗户，这让阳光正好照进你的眼睛，他的表情在逆光下什么都看不清。他看了看手表，没有看你，把表扣面朝下放在面前的文件夹上，点头示意你坐在对面，然后把文件夹向你那边推了一寸。

南面的墙都是玻璃，这个时刻，将港口映成了一片白色：起重机，一艘拖轮正在调度集装箱船，渡轮驶向虎克港。空调开得很足，放在他手肘边的水杯已经不再挂水珠，而是开始蒙上一层雾气。楼下码头上传来门式起重机的汽笛声，正好晚了半秒才透过玻璃响起，宣告正午。

一只带帽子的钢笔放在文件夹上，他左边袖口用一只弯曲的回形针别住，因为袖扣又找不到了。其他十一把椅子都推得规规矩矩。

你在这栋楼里待了四个月，和他说过的话加起来两只手都数得过来。但你已经知道其他事：所有人都喝咖啡时他只喝水，他总用左手拿杯子，一根手指平贴在杯壁上，而那只手指的内侧有一道淡淡细疤，恰好就在结婚戒指应该戴的位置。

他又喝了一口水，把水杯放回今早留下的水圈，离文件夹两英寸远，然后把文件夹转了四分之一圈，重新对齐桌沿。他到现在还没和你打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