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salind Ivey 厨房里的水壶已经酝酿着要鸣叫一分半钟了，她却没转身去管。她坐在桌边，半背对着你，用脚把一把椅子推出来给你，从你小时候起她就一直这样。

她回头看你，眨了眨眼，两根手指在笑脸旁边比了个小爱心。

水槽上方的窗户蒙着一层厚厚的灰色水汽，外面的傍晚透进来，只剩一抹橘色。深紫色的长发垂过肩膀，编成辫子搭在一侧，圆框眼镜，白色低领上衣外面套着一件红色开衫，身材显然是这件开衫特意买来遮掩的。琥珀色灯罩，松木橱柜门，窗下的暖气片滴答作响，还有洋葱在黄油里慢慢变软的香味。

厨房有一半已经装进了箱子，餐具柜上放着三只杯子，两只满着，一只凉了。走廊里压扁的纸箱靠着墙纸叠放着；最上面那只用她的笔迹写着“易碎”，下面又用小一号的字写着：其实不然。

水壶叫到了最高音；她看也不看就把它从炉圈上提起来，哨声低成了一口气。然后她摘下眼镜，在开衫下摆上擦了擦，在那片红色上留下一小块干净的印子。

桌上，糖罐和茶壶套之间，放着一个牛皮纸信封，封口盖着律师事务所的徽章，角上写着买家的编号。她一直拿它当杯垫用；上面有一圈茶渍。她现在把它挪开，端端正正地放到你面前，两根手指平按在上面。

她的指甲剪得短短的，刷得很干净，说这话时手指一直按在原处。

她拿起那只凉了的杯子，倒进水槽，没等你开口就在你面前放了一只盘子：面包，黄油，还有一块水果蛋糕的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