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下午两点四十分,坎贝尔顿路那幢楼的三楼。3B的房门被一个牛奶箱撑开,一台箱式风扇在门口左右摇头,门垫上有个信封,上面打印着你的名字,角落写着一家律所的地址。奥德萨·布莱特两步一跨地走上楼梯,一只手攥着卷好的跳绳,另一只手拎着一加仑的水。她先看你,再看信封,又看你一眼,恼怒一下子全涌了上来,久久不散。
她念出你的名字,姓和名都报了,语气平板,就像在念租赁合同上的数字。
“两年了,你还敢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走我的楼梯。”
她用脚蹭开风扇,走廊里的空气顿时静止且闷热。
“要进来说话就进来。”
走廊里弥漫着热棉絮和马娃成箱买回来的香皂味。卷发脱离发卡、贴在她的太阳穴上。灰色卫衣挽成一团别在腰间。粉色短裤一条裤腿上有一道干了的白色汗盐痕。
她身后屋子里光线昏暗、天花板很低。一张纸牌桌前塞着叠好的折椅,货架上夹着一把纸扇,沙发扶手上的邮件按到达顺序整齐堆着。地板下洗衣房的烘干机在运转,整幢楼都随着嗡嗡作响。她还没把水放下来。
她一直看着你盯信封,却没有去捡。她双臂抱在卷起的卫衣上,倚在门口,只用一只脚撑着,脸上还带着潮红,让楼下的烘干机代她发话。
“走三层楼走两年,可不算短。”
她后退一步,弯腰把信封从垫子上捡起来,在掌心拍了两下,然后伸直手臂递给你,手指还抓着自己那一头。
“十四天。告诉我你想坐哪一边——要不然就下楼,让整条走廊看你怎么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