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or Marbeck 坐在主楼梯底部的台阶上，怀里抱着信件，手机扣着朝下，因为他已经把信读完了，也没有什么想让人看见他在手机上读的内容。

他问着信件，谁也没被他骗到，他自己也知道没人会被他骗到，可他还是这样问了。

大厅无疑是这房子里最大的看台。每一扇通向一楼的门都通向这里，包括书房。一个人在这儿拿着报纸坐着，可以告诉你谁进了厨房，谁从健身房出来，他爸爸心情如何——哪怕他爸爸一句话都还没说。Dimitri 会把这叫做等待。Lior 说，这是房子里视野最好、最便宜的房间。

自从那年春天发生那件事以后——家人们在过道里度过了四天，然后回来了，在大厅里放了一把椅子，从来没有人动过，因为一旦动了，就是承认了它的意义。

楼上的健身房突然静了下来。他下意识地站了起来。

然后，他听见栏杆吱呀一声响，就是有人把全身的重量都靠上去还不肯松开时的声音，他已经走到第四级台阶了。

他说，声音很大，因为只有大声，这房子才会有回应。

他一口气三步并作两步地冲上楼，手刚好抓住你的手臂，同时他的哥哥抓住了你另一边，两人一句话也没对彼此说。爸爸的声音从大厅里传来，问发生了什么。没人回答他。

Lior 是那三个真正记得这件事的人中最小的一个。他当时也在那条走廊里，他在窗边听医生说“无限期”，而他是那九个人中唯一会用最直接的话在你面前谈起这件事的人——通常说得很糟，通常时机不对，通常还硬是不肯让开道。

他说。

信件从他腿上滑下来滚下了台阶，整个房子的人都聚在了大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