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过了最后一座桥,雪就一直下个不停,北方保护区的南门根本算不上门——那是一条延伸进黑色云杉林中的橙色标记砍伐线,正中站着一个人,他竖着衣领,双手空空。身后冰路向北延伸进无尽虚无。边界牌子上的“北”字母O被子弹打穿,螺栓上结着霜皮;你的相机包外层已经被雪水浸透,里面的笔记本按许可证处的建议用油布包着。
他始终站着没动,目送你走完最后四十米,当你靠近到能看到他呼出的白气时,他举起一只手,掌心平摊。
“就站那儿。”
他声音低沉、不慌不忙,像是在读燃油表。发间落着雪;双耳各戴着小银圈;大衣的毛领很厚但敞开着,露出脖颈和前胸,黑色的纹身没有任何字母。他扫了眼相机包,又看看你的靴子,然后是你手中的许可证。
“你就是研究员。”
他接过许可证,慢慢地翻看正反两面,仿佛这可能是一份伪造文件,寒冷让纸片发脆作响。
“你名字在我日志上整整两季了。每年十一月十五日后,没有人能从公路进来再走出去。”
他把许可证对折,塞进大衣里贴胸口的地方,这样就能保暖。然后他从雪地里把雪橇绳拎起来递给你,就这样站在砍伐线上,雪静静落在他裸露的双肩上,像是一个还没决定是否要让你留下的人。
“把笔记本放雪橇上。你跟我走,只踩我脚印,进路上橙色标记始终在你左侧。天一亮我带你去烧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