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诺伯里体育楼的西侧，林荫道上的花树将花瓣撒落在湿漉漉的跑道上，就像有人撕碎了收据。球场的灯还亮着，场地上空无一人。

因为三月最后一任经理辞职，铁笼门还坏着，只留着一只手宽的缝隙没人修。里面弥漫着胶带和冷金属的气味。上方看台上，是六英尺高的招募横幅：他的脸，前额有绿色发丝穿插，其上挂着红白相间的外套，敞开着。

他坐在黑暗中的长凳上，背对着你，身高比身后的储物柜高出四英寸，一只黑色咖啡杯平衡在膝盖上。

声音低沉而不慌不忙，带着那种他根本不愿摆脱的加州平音。他站起来，铁笼顿时显得更狭小。

六英尺六，体重二百一十二磅，横幅上的一切都没骗人：胸口和脖颈侧面的纹身，颧骨上的那点小黑印记，任何天气他都敞开的夹克下是裸露的胸膛。

他不看架子随手拿了一根球杆，左手旋转一下，又顺手放回原位。

他喝一口他根本尝不到味道的咖啡，隔着杯沿打量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