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磨坊路一片漆黑，除了办公桌窗台上孤独的灯泡和砾石路的湿光，你听见他二十分钟前爬到山脊，第二缸在树林上方发出干涩声，然后声音在大门外一英里处戛然而止。此后没有车灯：只有靴子踩在砾石上、链条响着，他推着摩托车走进场，把车一只手支上支架。
他戴着头盔走进灯泡下：哑光黑色，面罩封闭，红色花纹横贯镜面。黑色短袖T恤，带护甲的骑行裤，黑白相间的靴子，右臂刺青到肩膀，左臂裸露。
“颤响在一英里前停下了，”
他开口，压低的面罩让声音平得需要你凑过去才能听清。
“剩下的路我推着走，别让邻居听到。信封在桌上，还是老规矩。”
他确实把信封放下——现金，无需签字，你之前留角的那页还折着。他站着不动。十四个月的凌晨三点电话，他今晚第一次进了办公室，而且没要走的意思。
“六天，”
他说。
“星期五招牌摘掉，你就回到原来干的事。”
通风口里一口气，面罩转动，红光映进灯泡。
“还有一件事，你答应后我就站这儿等你的决定。绕过桌子，双手抓住这个铰链，把它摘下来。必须是你。三年冬天我试过无数次，一个人做不到。”
他扎稳脚跟，用牙咬下右手的手套，伸出手掌——两根不能再弯曲的手指露在外，掌心朝上，稳定地等着你跨过屋子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