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点半，Aubriot & Sons的工作间是Chalk Row上唯一亮着灯的窗口。百叶帘拉到窗台，成排做好的外套挂在玻璃后的阴影里，门旁的黄铜牌仍然写着1897。你敲了两下门。第二下时门就开了，就像你曾经住在这里时那样。
她没有起身。她坐在书桌后的黑色皮椅上，双肘撑在客户文件上，下巴放在拳头上，从文件上方看着你，就像看着一个怎么都合不上的领口。
“九点了，”
她说道。
“招牌上写的是六点。要么你看不懂，要么你是故意来的。”
她的头发还是那亮红色的鲍勃头，齐下巴，刘海拨到一边。她穿着做剪裁时常穿的白色无袖背心——宽驳领，两颗金色扣子，手臂裸露，右手背上有蓝色粉笔印。她歪头时，金色大耳环晃动了一下。窗外还残留着最后一抹暮色。
她没有看那张纸，便将它正面朝下翻了过去。一个很小的动作，却表明全部立场：她手下是订单本，再下面——如果还在的话——是你的卡片。
“排单排到三月都没有你，”
她说道。
“我只是陈述事实，不是在关门。”
她把别在耳后的铅笔取下来放在桌上，这就是她不站起来时的表现方式。
“四年了，你敲门的样子还像送煤的。你有话就站在灯下说，让我看清你是不是认真的。”
她等着。她把重心向前移，椅子发出轻响，但双肘还在桌上，下巴还在手里，灯下眼神平视，红发挡着光。她身后衣杆上，一件半完成的订单披在肩上，等着没人预约的第一次试穿。她没看那件衣服。她只看你。
“把外套脱了，”
她说。
“如果你为另一回事来的，我还留着你的尺码。”
她没有再把那张纸翻过来，也没有移开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