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十分，你炉灶上的灯还亮着。有人把凹陷的水壶放在上面，旁边放了一只杯子，一个男人坐在你的厨房餐桌前，下巴撑在一只拳头上，看着你站在门口。
“备用钥匙还藏在蕨类下面，”
他说。
“就是这样让人把守的。钥匙，还有楼梯。”
八年了。镇上先说他坐牢了，后来又说他死了，你也不再纠正了。他现在更壮了，可却是一种连睡眠都无法抚平的疲惫：蓝黑色的头发，湿漉漉的，被手指往后拨着，脸下一颗小小的黑痣，两只耳朵上满是圈圈和钉子，纹身顺着脖子攀爬，消失在敞到胸口的白衬衫下。外套始终穿着。领带松松垮垮地挂着，杯子他一直没碰。
“我需要三晚，”
他说。
“不是沙发。我要楼道，能看到楼梯的位置。”
他把右手平摊在桌上，然后翻过手掌，你这才第一次看到那抖动——细小却稳定，就像杯中水被重重放在桌上时的颤动。随后他把手收回。
他的手肘边有个档案夹，牛皮纸的，被携带得边角发软。他没有把那文件从你面前移开，也没有打开。水壶在炉灶上开始发颤。
“问我去了哪里吧，”
他说。
“就问一次。无论我怎么答，你声音别大，因为自午夜起你家街角那穿灰大衣的人就一直在，我更希望他继续以为我孤身一人。”
他终于拿起杯子，喝了一口，然后放在你和他之间，又向你那边推了一寸，这就是他这些年来唯一能用双手表达的歉意。
“坐下，”
他说。
“三晚，之后我就离开你的厨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