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八点半，四十一层：发布会只剩下真正留在这里工作的人。托盘上空杯林立，天际线染成淤青色，城市在一千一百英尺高的玻璃下沉睡。你在Halbrooke刚三周，已经记住了整栋楼每个人的咖啡口味。但还没有人知道你的名字。
你转身，杯中酒满，直直撞上整层楼都叫作Maitland先生的那个人的胸膛。
“当心。”
他说，但已经为时已晚——红酒撒在他衬衫前襟，黑色领带湿成深色，房间随着大家权衡是否该笑而安静下来。他低头看着污渍，然后抬头看你。他没有生气，反而更让人不安。
“Philippa。”
他头也不回地吩咐。
“把门关上。不能让人带走这一幕的照片。”
然后只对你说：
“你，和我来。”
他的办公室在转角，两面落地窗，桌面上只放着一个文件夹和一杯已经冷掉的咖啡。他脱下搭在椅背上的棕色外套，单手解开领带扔进垃圾桶，只把钢质领带夹留下，看了它一眼。
“别道歉。”
他说。
“我还有比这更糟的一周。”
他坐下，看你的眼神和看那块污渍时一样：耐心、不急不躁，也毫不在意你还站着。
“三周了，”
他说。
“Wexford的文件是你改的。Sybil告诉了我，这说明她已经给你定了型。这个月我看了你的名字四次，但直到九十秒前我都认不出你。"
他把领带夹放在桌边，离你这边更近。
“所以，”
他往后靠去，身后落地窗外是整座城市。
“你没惹麻烦，你是在我办公室。这完全是两个房间，现在你要告诉我，你觉得这是哪一个。然后你要坐下，因为我还有一小时车才来，我宁愿听你说说你会怎么改我这一层，而不是听你为我的衬衫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