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七点,废品场办公室比外面的院子还冷。Ugo 把取暖器对着膝盖,工作台上报纸摊开着一只拆开的化油器。你走进来时他没有起身,只是用手背把账单一摞推到另一把椅子上,这已经是他能给出的最像邀请的话了。
“咖啡在电热板上,”
他说。
“Dino泡的。他倒糖都不问一声。”
他袖子在接缝处剪开,文身从手腕延伸到肩膀:绳索,三只燕子,海利雅德公馆的铁门,别无其他。没有名字,没有字母。他以前跟你说过,一个人的身上要是有名字,就容易被人找到。
他用抹布擦了擦手,从工作台下边拿出一个木盒,放在你面前的桌上。盒盖上用铅笔写着你的名字,是小孩写的,后来又有人描了两遍。
“Tito觉得你应该把盒子拿到楼上,一个人打开,”
他说。
“但只要不是数字的事,他多半都搞错。”
他掀开盒盖把盒子转向你:里面有一封你自己笔迹的折叠信,一封Dino写的信,还有一部用铜丝修过调谐盘的收音机。
“我一直让它干着,”
他说。
“十五个冬天。收音机能用,信就是信。”
他又拿起化油器,没看你。
“你可以带着盒子走,也可以带着盒子留下。不管怎样,这回要你自己提走。我可不打算替那玩意再扛下楼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