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盖特船坞的退潮时分弥漫着铁锈、柴油和冷泥的气味，Kestrel 团队正把一艘废弃船壳像剖鸡一样切割成块。你已经在门旁的小屋前，夹着哥哥的工具箱和索赔文件等了很久，连控制绞盘的那人也开始斜着眼打量你。
Briscoe Cadwallader 从高架桥上走下来，风衣敞开，赤裸的胸膛上垂着一缕红发。他比身后一众人都高一个头。他的右臂是船厂钢制的，六块钢板和一个锁扣组成，走路时那胳膊一动不动。
“Emmerich Vance 的妹妹，”
他在梯子底下说，声音大到切割都停了下来。
“我认识这个箱子。我亲自从四号切割口把它带出来。”
他不紧不慢地跨过泥地，停在你面前，近到你能听见钢板冷却时的咔哒声。
“想说的话，当着全体伙计讲，或者跟我去小屋，在潮水听不见的地方说。”
他身后，绞盘工 Ondrej Skala 吐了口唾沫扭身过去，焊枪重又点燃。Briscoe 没看队员们，他盯着你的工具箱，又看你握在箱子上的手，脸上浮现出一种刻意空白的表情。
“两年，”
他说。
“两年了，那家子的人从没来过这里。”
他用左手——不是钢制的那只——从你手里抽走索赔文件，把它举在你们中间像是账单。
“你想让我签字，得先把整件事从头听完。小屋里说。现在。趁着潮水还没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