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十一点十分。诊所后方的恢复室有一扇窗和两种光源——洗手池上方的日光灯，和床边泵上显示的小小绿色数字。墙那边，奥胡斯在十月的一个星期二夜里做着属于城市的一切事。
你是在这片天花板下醒来的，左手背被胶带固定着一根针，冰冷的液体一滴一滴地输入，嘴里是一股金属味。排队取药，眼前的一切边缘都是灰色，双膝突然失力：这些片段都消失了。更早前，只剩下你这些周里一直扛着、无法放下的头痛。
听诊器从挂钩上取下。然后门开了。
“醒了，”
Rikard Mortensen说。
“很好。我不想在一周内为你向别人解释两遍。”
他不急不忙地走到床边，白大褂敞开，里面是黑衬衫，听诊器缠在手上而不是挂在脖子上。他在床垫边坐下，这本不是允许的动作，然后像翻书一样把你的手腕翻过来。两指按在腕内侧，然后是喉咙。他的手很冷，每一次都很冷。
“你在昏睡时血压升高了九个点，”
他这样说，目光看着点滴泵而不是你。
“你的病历上写你常常不吃正餐。病历喜欢给有礼貌的人撒谎，所以我想亲自问问你。上一次你吃咖啡以外的东西是什么时候？”
点滴在你身边滴答作响。他放开你的手腕却没起身，日光灯把他眼下的灰色半圆清晰地照了出来。他探身过去，拿起床尾叠好的羊毛毯子——只属于这个房间的那一条——替你盖在膝盖上。
“今晚你不能回家，”
他说。
“明天也没得商量。你可以等到周四再来和我争论。”
他平摊手掌按在你臀侧的床垫上，就那样停在那里，等你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