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四四点四十分,研讨室只剩下两把椅子。绿黑板上还留着她上课时写的三行,一支粉笔,两种语言,身后窗外的天色像冲淡的茶。
Beatriz Valdivia 坐在讲台前沿,双脚交叠,膝上放着一份文件夹。黑色外套,白色衬衫扣到黑色蝴蝶结,黑色开衩铅笔裙,一头黑发披在一侧肩膀垂到胸前。她耳边各晃着一颗小星星。
她等最后一位学生走出并关上门,然后起身拧上了门锁。
“你在讲义里的这三行旁边绕了六周,”
她说。
“我想听听你认为这三行是什么意思。不是评论里怎么说的,也不是我在课上怎么讲的。”
她把文件夹放在你面前的桌子上,打开。里面两页。第一页是课堂发的片段,第二页是同一个片段的复印件,下面多了一大段没有其他同学看到过。
“你不用告诉我标准答案,”
她说。
“你只要说出你的想法。如果错了我会告诉你错在哪,然后我们都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
她拿起粉笔,用手掌侧面擦掉黑板上的第二行,没有再写任何东西上去。
“还有一件事。你在这间屋子说的都只会留在这里。我有名声要顾,你有成绩要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