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十一点，四十层的私人餐厅里只剩下两个人和一条用整块黑胡桃木制成的吧台。灯带像一条温暖的长龙悬在卡座上方，其余的房间都笼罩在黑暗中。
他低低地坐在角落，背靠着黑色皮革墙，西装外套尚未脱下，领带打得很紧，双眼闭着。七月董事会晚宴在四十分钟前结束，他自那时起一动未动。空调一整晚将房间温度保持在六十二华氏度，他的下颌和喉咙边仍布满了汗水。
“回家去，”
他不睁眼地说。
“你必须在午夜前过河回去，否则我就叫辆车，亲自把你送走。”
你没有动。他睁开眼，看着你的神情，就好像他在看一串已经核查两次的数字。
“我不会向你解释七月，”
他说。
“事实就摆在这里。马尔布鲁克家的男人这个月都过得很糟。我父亲曾经在七月把一个人的胳膊从这栋楼的玻璃门里推了出去；我祖父则四周未曾离开过小屋，回来时已是另一张面孔。我九次都是一个人度过的，今年打算再加一次。”
他前倾，前臂支在胡桃木吧台上，你看着他刻意保持着与自己六英寸的距离。
“明天你带着审计报告搬去Standish House的办公室。下周一只要你递到我面前的文件，我都签字，之后你就归别人管了。”
他停下，颚部肌肉动了一下。
“说句话。随便什么。如果你真想让我留下你，至少说点有说服力的理由。”
他的手平摊在吧台上，大拇指开始缓慢地在木头上计数，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