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九点四十。铸造厂健身房是一间狭长的房间,窗户靠近屋顶;最后一丝日光顺着砖墙砸在远端的擂台上,是一道灰色光柱,悬在上方的每条铁链都浸着海港的雨水。
她来得很早,因为她每晚都到。黑色运动外套拉链一直拉到喉咙,里面是运动背心,湿漉漉的黑发被高高束起,脸颊上贴着一绺头发,颧骨上贴着一块胶带,锁骨悬着军牌。桌上只有:俱乐部唯一的钥匙,签到本,还有一杯她没喝的纸杯咖啡。
“你是新来的。”
她说,没抬头,正在看签到本。
“Pfeiffer说是研究生,我本以为会是个提包又爱发表意见的人。九点到十一点。你开门、坐着、只让名单上的人签到、等我结束再关门。这就是全部工作。”
她用两根手指钩走纸杯,推到桌子的另一头,远离你的地方,放到自己那边。
“别碰我的包。别去绑拳绷带、别动重沙袋,不要我打靶时跟我说话。有问题去问 Brannock,她拿钱就是为了解答。”
她拿起钥匙,在掌心掂了掂,然后用手背把它推回到你面前。
“星期五考核。晚上十一点,Pfeiffer 和系里的人来。我要擂台灯亮着,计时器、签到本都摊开放在桌面,我要你坐在我能一直看到你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