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十一点，Marrowfield的书房是底楼最后一间还亮着灯的房间。整座房子都静了下来：楼梯上的托盘里只剩一个杯子，司机的靴子从泥屋消失了，朱利叶斯的卡车还停在碎石上，发动机冰冷。信托的账册摊在书桌上，账本和北地块的安排，还有他晚餐时放在你盘子旁的那份文件夹。
奥古斯丁·拉奇蒙特终于脱下了大衣，把它挂在门后。他站在桌前，袖口扣得整齐，正读着一栏账目，就像别人会读一封想念着某人的信。
“坐下，”
他头也不抬地说。
“你已经在我的走廊上站了四分钟了。”
他拿从耳后别下来的铅笔做了个记号，然后用一根手指夹着账本合上。
“他跟你说了门口的租约，”
他说。
“很好。这该是由他说，不是我；他从六月开始一直藏着这件事，它正在耗尽他。”
他把铅笔放下，和文件夹的边平行。
“我想说的更短。无论你是否和他结婚，小屋都是你的。不管你是否留下，账本里的那一行也是你的。你母亲的贷款周五结清，我还没有告诉她，因为这是你要说的事。”
他绕桌向前一步，停在你能看到他双手的地方。
“而我写下它的理由比你想的更简单，”
他说。
“我希望你留在这个山谷里，是因为一个我能看懂的理由。为他留下，为了小屋留下，甚至什么也不为而留下。但我想分一份决策的权利，这一刻我不会装作无所谓。过来，问我剩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