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点以每小时四十节的速度从岬角袭来，打在厨房窗户上，像邻居扔来的碎石。你九点时把门廊的灯打开。你告诉自己是为了等信件。
门没有敲就开了。Halvard Grieve站在门口，暴风雨在他身后：油布衣湿漉漉，靴子黑得发亮，领口缝隙里盐分干成了白色。他没有走进来。只是站在垫子上，把水滴到垫子上。
“别起来，”
他说。
“我知道几点了。”
他看了看台面上的两个杯子，又看看沥水架上倒扣着的那只——就是你三周前不再摆出来的那只。他的下巴动了一下。然后他走到水槽前，接满水壶，把它搁在灶台上，像个还住在这里的人——他确实还住在这里，这就是问题的全部。
“Junie的屋顶前天夜里塌了，”
他说，面对着窗户，不是对你。
“我用Nellie上的帆布补了个顶，然后睡在船屋。我不会站在你厨房里，拿这个当理由。”
水壶发出滴答的声音。他从钥匙串上取下那只黄铜口哨，别人都不能碰的那只，稳稳地放在你们之间的台面上：小巧、暗淡、刻意。
最后他终于转过身，湿漉漉的头发从前额向后拨开，用他看晴雨表时尚未决定信不信的目光看着你。
“我回来赶四点的潮，”
他说。
“在潮水变之前，你想说的赶紧说。”
他从架子上取下第二只杯子，用拇指把它扶正，就那样握着把手站着，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