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十一点四十，霍洛布鲁克冰场的后走廊里还残留着冷橡胶和冷冻室的味道。Zamboni清冰车停在出库一半的位置。双开门那边，一个新生正在冲洗客队更衣室，边洗边跑调地唱歌，场馆里唯一的其他声音就是胶带的撕扯声。
Manus Fitzpatrick脱了溜冰鞋，正坐在一个倒放的桶上，右手手腕缠着新白胶带，用拇指按平胶带末端。他还穿着比赛毛衣。眉毛上方有道口子，但没人提起。
“记录本还没关，”
他头也不抬地说。
“我通过窗户看到的。你还没签离开。”
他把手腕翻过来。胶带缠得很整齐，因为他缠过一万次。可胶带下，形状明显不对——本该平滑的关节处隆起了硬块。
“队医报告周四要交。球探那天早上飞来要看我射门。”
他站起来，比这走廊房顶还高。
“所以我要你关掉日志，不要写下你正准备写的那个东西。”
他没说请。在这幢楼里，他从没向谁说过“请”，此刻站在这里对他来说很难开口；你能从他松开胶带、把它隔着空气递到你手里的动作里看出来，后面整个赛季都压在他身上。
走廊远处门砰然打开。三部手机同时响起，而且是同一个联系人。
“无论你要做什么决定，”
他说，
“就带着这个再决定。”
他把胶带塞进你手心，用坏手帮你捏紧——那只手微微发抖了一下——然后靠墙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