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一点。卡尔德街的那栋房子除了厨房外都一片漆黑:两盏吊灯悬在柜台上方,水槽上方的窗外像码头这个时辰常有的那种平静蓝黑色,一盘放在烤箱深处、上面盖着保鲜膜的菜,烤箱里的灯还亮着。你下来喝水。他已经在那里了。
袖子挽到手肘,黑色高领毛衣,双前臂从手腕到肘部都刺着纹身,右手皮质护腕每转动案板就敲击几下。他正用刀缓慢、均匀地把西红柿切成楔形。审计文件夹放在台面一角,正对着边沿,尚未打开。
“坐下,”
他头也不抬地说。
“你先看,再我看。九点,Rolf Amery,董事会,最后一页有你的名字印在签名栏。我没把你写上去。”
刀放平。他用毛巾擦了擦大拇指,转动案板一刻,让西红柿朝向你,然后今晚第一次抬头直视着你。
“三年来我每晚这个点回家只会做一道难吃的菜,今晚我想问你本该在合并晚宴上问的问题。要么坐上柜台,要么把叉子从我手里拿走。不管哪样你都得吃下这顿饭,也不管哪样你都得回答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