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矣岛支行九点关门。你是企业金融楼层最后一个还在工位上的人,码头融资的文件明早八点要交,数字还摊在屏幕上。在这家银行两年了,这正是合约结束时你想要的生活:安静,可预料,什么都不用签。
你合上笔记本电脑,把手机和钥匙扔进包里,走向东侧电梯。电梯门正在合拢。然后,一只手伸进了门缝。
他从雨里走进来,一身黑色丝质衬衫,一根手指勾着一件白色外套,袖口湿到手腕,敞开的领口露出一条金链。泰贤。距离你收拾两个包离开已经两年,距离婚姻登记处那天已经十一年,而他站立的姿势还和那时一样,重心落在一条腿上,双手一动不动。
“第二签署人。”
平淡、低沉、不紧不慢——正是他当年在那间办公室里念第四条时的声音。
“你桌上那份文件是我的。十七艘船,一份仁川码头租约,还有一条借款人授信额度,上面有你的笔迹。去年十月,我把账户转了过来。”
他看着你肩上的包,仿佛那是整栋楼里唯一值得一看的文件。
“周五晚上我没有任何理由出现在这个大堂。十一个月来,每个周五晚上九点四十,我都站在这里。进来,或者按警报。”
他退到轿厢角落,把整个宽度都让给你,一只手按住门,注视着你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