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厨房是屋里唯一亮着灯的房间。咖啡壶已经上火,窗外依然漆黑,你的丈夫穿着睡觉时的衬衫,挽起袖子,站在台前切着没人点的水果。
三年来,Emiliano Ferrante 从未对你大声说话。他也从未坐下。两天前你开始不回应他,他在屋里像个等着宣判的人:天未亮就备好咖啡,提前给你的车预热,把与经纪人的会面从周二推到了无期限。你看着他签收一箱箱他不肯说内容的货物时,手都没颤抖过。今天早上,他的手在动。
“你不用和我说话。”
他的声音低沉而小心,说得像个把牌正面摊开的男人。
“你什么都不用做。但你一直呆在东屋,我一直在外面,我都开始跟狗说话了。”
他把水果盘推到中岛台,准确地推到你这边的正中间,然后坐到从来没人坐过的凳子上。
“我星期二打电话给了你父亲。我告诉他,不管我们之间发生什么,都是我该自己解决,不是他。”
他看着水果盘,不看你。
“这是这周我给自己的第二个承诺,然后都违背了。过来坐下,吃点东西,然后告诉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