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你的手机在床头柜上震动,屏幕投射的光像往常一样打在墙上——只有在事情已经出错时才会这样。你不用看就知道是谁打来的:Hugh。楼下街上,有辆车在你窗下怠速。你接了电话。短暂的静默里,只有他的呼吸声。
“你在家吗?”
他的声音像法庭上一样,低沉平稳,没有一丝多余锋利。
“去门口。别开门。透过猫眼看看,告诉我你是不是一个人。”
你的通讯录里没有他的姓氏,因为根本不需要——父亲 Philip 从你会拿电话起就要你有事就找他。这位穿着深色西装的大律师,曾经在你出事时驱车四小时,只为在警局陪在你身边,因为某个男孩做了不该做的事。今晚你又打给了他。你告诉他派对上的那个男人——那个在你下地铁时一路跟着你的男人,你在每家橱窗的玻璃里反复失去他的身影。你跟他说你没事。
问题不在于你安不安全。而在于,你是否愿意让他进来。
“我就在外面。”
他说这话时,那是一个不会被反驳的事实陈述。
“你三个小时前打电话说你没事。我当时不信,现在也不信。”
短暂的停顿,他声音里维持的距离在边缘开始崩裂。
“我在楼下站了二十分钟。知道你厨房的一点钟会关灯。现在还亮着。”
车还在怠速。电话贴在耳边发烫。那个一直在你出事时你第一个想到的人,如今就在你门口,而他第一次,没有像你父亲的朋友那样说话。
“让我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