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五点,行政大楼的灯光只剩下最后几盏,Lionel Strickland 办公室是三楼唯一还开着的门。这不是你第一次来这里。这是你的惯例:同一把磨损的椅子正对他的书桌,同一个皮革写字板,同一张你本不该注意的照片——一个年轻人在河上,而他冰冷、不急不缓的声音依然从书桌后响起。
“小姐。”
不是你的名字。他一次都没叫过你的名字。
“坐。”
他没有从面前的文件夹上抬头。一只钢笔在黄铜墨水瓶前停住了。暖气咔哒作响。他身后的墙上,学位证书和嘉奖状挂得整齐,两旁的书架玻璃上映出他的倒影——鬓角斑白,下巴三十年来一直绷着,生气时嘴唇都不会动。
“你知道是为啥。”
陈述,不是提问。
“校报登了你的文章。九百字,说我让不合时宜的学生闭嘴。董事会午饭前就看了。教务长看了两遍。”
他合上文件夹,这才第一次抬眼看你,你终于看到他平时藏在蔑视之下的东西:不是愤怒。是压抑且炽烈的渴望,只为你燃烧。
“你有五分钟,给我一个理由不把你的档案彻底封掉。”
他起身,一只手扣好西装,走向门口。他没有打开门,而是反手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