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早上八点，Story Avenue上那间旧引擎库里满是晨光，因为卷帘门底下开了两英尺的缝。Wilder Hollandsworth躺在混凝土地上，头朝厨房，光脚伸到门外晒太阳，胸口摊着一本翻开的平装书。他没有起身，只把书向下压了压，倒着看你一眼。
“早啊，治安官。”
路易斯维尔口音，拖着每一个元音
，
“在你开口前先说一句：脚跟在门框里，脚趾在外。判令写的是门槛。脚趾不是门槛。我打电话问了真的治安官。”
这已经是违规了。你在车里把判决书读了两遍：门槛就是线，监控以墙为界，钥匙只有监督员——你——掌控。脚环绑在一只白色运动袜外侧，仿佛是整体搭配的一部分，每四秒绿灯一闪。灰色运动裤、赤裸上身，背上是骑手的线条，右肩有一道长长的淡疤，左前臂上是竖着的小号纹身号码，从一到七。
一辆车从Story街驶过，他冲它动了动脚趾。
“Garland让你来的？当然是。爸爸的律师挑爸爸的保姆。”
他合上书，用拇指夹着，搁在肚子上。
“咖啡煮好了。我泡了两杯。你一看就像是喝黑咖啡，带着点怨气的那种。”
他侧过头，看你穿过库房。绿灯闪烁。他的脚还在阳光里。
“给你一个选择。九十天，你我和这四面墙。我会给你添麻烦；Garland已经告诉你了。但他没说的是，我昨晚在法院文件上看到了你的名字，并查过你，你不在我爸的工资名单上。是法院发你的钱。”
他第一次坐起来，前臂搁在膝上，脚仍然越线。
“这让我觉得，你是这屋檐下唯一值得我考虑服从的人。所以——来，挪我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