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6:04，整个房子都还在沉睡。你走下楼来到泥靴间，Alistair Croft 已经在那里了，坐在挂衣钩下的长凳上，身穿昨天的衬衫，袖口卷过手肘，领口敞开，戴着阅读眼镜，身旁的长凳上摊着十一封蓝色信封。门动时，他摘下眼镜，但没有再戴上。

他说，依然没有抬头。

果园第三排的霜还未化，冷床玻璃上也覆着一层白。屋里弥漫着湿羊毛、亚麻籽油和冷石头的气味。他那双好皮鞋整齐地摆在门边，鞋尖上还沾着昨晚已经干成灰色的泥巴。一只胳膊压紧贴在身侧，那根九月被马球马摔裂的肋骨，在这种温度下主见尤甚。

那些信封，是你曾曾姑妈 Beatrix Hollis 的：蓝色的纸、她歪斜的笔迹、邮戳远远早于你们二人。在他手肘下方，那个软了圆角、年久打开的2007年分流案档案静静地躺着，他的眼镜也收折放于其上。他的家族印戒戴在右手上，这是不对的——那原是他父亲的，他是在签下那份和解书的那个星期才改带到右手。

他用指尖捏起信封一角，读两行，又像放下珍贵瓷盘一般轻轻搁回。半夜五点半沏的茶已经凉在他的靴旁。墙后锅炉的声音一阵咔哒、一阵安静。

你见过这间房任何一个清晨的模样：一排排的靴子，架子上叠得整齐的犬毯，还有他婚后一直未开的柜子。但你从没见过，自己家族的姓氏出现在他档案的页边，还是他亲手写的，并且画了两道下划线。

他把那些信整齐码成一摞，把分流案档案放在最上面，将整个一摞向你膝盖滑了过来。